咸宁叙事长歌包罗万象，内容之厚耐人寻味。长歌它们或酿爱情之琼浆，或展社会之世相，或观民俗之画卷，或结生活之硕果，或道人生之哲理……，不一而论。尤其是道德和宗教伦理观念在长歌中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就必须有伦理道德的自觉规范。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重要手段，道德和宗教伦理以及法律规定共同构成人们的行为规范内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法治不足，德治为主，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借儒家、法家、道家、佛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及宗教教义来统治约束人们的言行，中国文学也就承担起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文学之外的教化功能，正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为在咸宁土生土长的民间叙事长歌，自然将笔触聚焦鄂南大地，责无旁贷地烛照社会人生，担负起伦理道德之教化功能，显示出很高的历史价值。
一、长歌的历史价值：是鄂南人们“集体无意识”的积淀
鄂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1987年9月，咸宁市古田乡新铺村农民周远文在飞仙洞采石场采集到一较完整的大熊猫头骨化石，在距头骨采集地点约1米处，找到了大熊猫下颌骨及少量肢骨化石,包括肱骨、髂骨、肘骨、腰带骨等。在辽阔的鄂南大地上，在阳新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在咸安出土的大熊猫头骨化石，见证了早在几万年前的史前时代，就有人类和动物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繁衍，拉开了咸宁沧海桑田的历史帷幕，也奠定了咸宁远古文化的源远流长。咸宁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把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和伦理道德观念等交织在一起，融入歌中，使得长歌在近代呈现井喷式，不能不说这是件奇异的事。为什么在近代的咸宁才突然涌现这么多的叙事长歌？是古代就有而由于某些原因没有流传下来？还是古代没有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到了近代厚积薄发？如果是后者，我们倒可以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这一现象。
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在1922年《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即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其内容是原始的，包括本能和原型。它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说，咸宁叙事长歌是鄂南人民千百年来的积淀，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近代被唤醒、被激发的结果。荣格还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可见，世代鄂南人们积攒下来的无数原始意识和意象，到了近代，经过民间歌手的创作，民歌爱好者的传唱，并通过一代代人的补充、修改或再创作，形成了繁荣、瑰丽而又让人荡气回肠，能产生愉悦美感的众多的叙事长歌。显然，这些长歌的作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草创，群众完成，如果一首诗歌引不起共同的情趣，违背了共同的信仰，它就不能传播出去，立刻就会消灭的（朱光潜语）。鄂南长歌大量的产生并传播，是集体的智慧，群众的力量，是人们共同兴趣和信仰的无意识的积淀，是天伦、人伦、宗教伦理等的结晶。
二、长歌的宗教伦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有机融合
长歌基本反映了鄂南人们的信仰及宗教情感，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是汉民族的主流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自《诗·小雅·北山》)，鄂南历朝历代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虽然不在皇城根下，也远离繁华都市，但并非荒蛮之地，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深入人心，构成了鄂南人们的基本信仰。但是鄂南位于湘鄂赣交界之幕阜山北麓，山高林密，是较明显的中山、丘陵地带，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由于保留了“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传统和过去交通不便，人们很少跟外界联系，因此这里民风淳朴，邻里乡亲亲如一家，人们更为自得其乐、自由自在的在这里生活与生存着。在这样一个相对偏远、封闭的环境里，各朝、代统治者的政令与法律，规矩甚至是繁文缛节对这块土地的影响相对较少，因此佛道文化在这里较为繁荣，境内的九宫山、黄龙山和黄袍山钟灵毓秀，历来为佛道所钟情，自古即为著名的佛道圣山，并在此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信仰。历代许多文人游走于这三山之中，与僧道唱和，留下了不少的诗文佳作和逸闻趣事，像北宋的黄庭坚、苏轼、张商英等都是黄龙寺的大居士、方外大弟子，他们“似僧有发，似俗无尘”（黄庭坚语），他们亦僧亦道亦儒。在这种环境和文化的浸润下，鄂南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也深受其影响，长歌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生活和情感的真实写照，因此每一部长歌基本都同时打下了“儒释道”思想的烙印。
在婚姻观念上，《梅花》中一边是“姐是仙女下凡间，我是董永在跟前”，“尊客听我说原因，牛女两宿天排定”的道教观念，一边又是“千世修得同船渡，万世修来共枕眠，今世夫妻前世缘”的佛教观念，还有“一女不配二夫郎”，“地下无媒不成婚”等儒家观念。一般看来，佛、道观念被儒家观念理顺了，就是喜剧，理不顺就成了悲剧。咸宁叙事长歌除了《钟九闹漕》等少数篇目外，其他基本都属于爱情长歌；除了《花手巾》、《梅花》、《放牛记》、《陆英姐》（异文）等是大团圆结局，其他均属于爱情悲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爱情悲剧发生呢？其中主要原因应该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在婚姻观念上，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希望自自然然的男欢女爱，喜欢道家自然、自在等观念，期望缔结自由美满的婚姻；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必须遵循儒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两者之间基本不对等，作为父母、宗族和社会碍于礼教，对于私定终身者且往往是怒不可遏，棒打鸳鸯；作为当事年轻人，往往也会因为违反了礼教而愧疚，要么听从父母之命，分手再娶（嫁），要么含恨自尽或得病死去；一旦悲剧发生，人们又会用前生修行未到，缘分太浅，或要人们忍受苦难、认命等佛家思想来安慰或自我解嘲。
在命运和生死观念上，“儒释道”既有矛盾又有合一之处。如《春鱼传奇》中“观音老母来引路”，“神仙托梦全兑现”，“惊动神仙动恻隐”，“升入仙班极乐界”等等，是明显的道教影响，但同时又有“任由恶人多作怪、苍天有眼该显灵”显示出来的佛教的报应观念，且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地狱等佛教词汇；《耍情记》中一方面请马脚“打个筶子问阴阳”，“许了神仙走出庙，又找阴阳问根苗”等道教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阎王面前去求情”，“两人跪下谢阎君”等佛教行为方式；还有《桂花》《双合莲》《钱六姐》《海棠花》《小樱桃》《花手巾》《放牛记》等长诗中多次出现了观音菩萨、阴阳两界、阴间、阴曹、还魂等道教观念，更多的却是佛教词汇，如：前世、今生、来生、阎王、判官、催命鬼、牛头马面、奈何桥、地府、地狱等等；有时，甚至出现一句话中佛道观念混淆的现象，如《耍情记》中的“求神拜佛解祸殃”这句话意思是说，不管你是神仙还是佛祖，只要能解祸殃，我都跪拜你敬重你。该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老百姓宗教信仰的功利性、实用性，不管你是哪路神仙，也不管你是佛是道，能为我用者，我就奉上香火；二是面对灾祸时，老百姓束手无策，只有乱烧香了。还有“满堂神仙听分明，能保娇莲疾病好，重修庙宇塑金身”这句话中，既然是“神仙”，后面应该是“道观”而不是“庙宇”，像这种佛道观念混淆的现象，在长诗中随处可见。至于人死后尤其是恶人死后的归宿，有时用“阴间、阴曹”等道教词汇，有时又用“地府、地狱”等佛教词汇，且没有规律可循，典型的混用状态。其实，汉代出现了道教中的阴曹地府，佛教传入后受其影响在道教原有的恶曹地狱基础上发展出了系统的地狱体系，即十八层地狱，一般来说，地府的概念大于地狱，阴间的概念又大于地府。那么，鄂南长歌中这种混用，应该是汉代文化的一种沿用。
自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就合流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但三教的彼此攻伐却从未停止过，此消彼长，不分胜负。元朝时有儒士论及三教，说佛是黄金，仙是白玉，儒是粮食，指出金玉虽贵，但有它不多，无它不少，而社会不可一日无粮，这个视佛、道如金玉的比喻背后隐藏着对佛、道的贬斥。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反映了这一思想，虽然书中站在儒教的角度对佛、道皆有褒贬，但从菩提、到悟空三教合一的身份，再到整个取经都是儒释道三教合作最终完成取经大业这一过程，正好印证了先是尊儒抑佛道，最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书中借孙悟空之口对车迟国王说“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说白了，和现在一样，大家各教归一，共建和谐社会。此外，久居荆楚、创武当道教“三丰派”的张三丰也主张“三教同一”说，所谓三教不过是创始人不同而已。他说，儒、佛、道都讲道，它们的社会功用都是“修身利人”，“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儒家“行道济世”，道家“藏道度人”，佛家“悟道觉世”，儒家修养人道，仙家修炼仙道，佛家修炼人道、仙道。张三丰以修人道为炼仙道的基础，强调无论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离仙道也就自然不远了。他巧妙地把道家的内炼思想同儒家的道德学说牵合在一起，说：“人能修正身心，则真精真神聚其中，大才大德出其中。”这些说法较之于先前的道教宗师可谓别具一格，由于地缘接近，因此对鄂南人们的影响尤为深远。“三教同一”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了长歌的创作，更彰显了鄂南人们宗教信仰的灵活性、包容性，体现了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智慧。
三、长歌的伦理道德：是鄂南人们天伦、人伦等观念的体现
小时候老在夏夜的星空下、冬夜的火炉旁听大人们讲古（故事），他们会讲岳飞的忠孝勇武，讲三国的群雄争霸，讲水浒的英雄好汉，讲梁祝的化蝶情深，讲红楼的爱情凄美……，但他们讲得最多、唱得最动情的却是发生在鄂南大地上，或与鄂南相关的人和事，鄂南叙事长歌就是在一代代人的口中讲述、发展、完善、传唱下来的，许多人大字不识却会讲故事、唱歌谣；许多人没读过孔孟书，却能谨记圣贤的教诲；许多人没进过学堂拜过师，却知道上下尊卑、伦理常纲等天伦、人伦之道，这就是长歌的魅力，长歌的厚重。
长歌规范了君臣之道、为官之道。《春鱼传奇》开篇的几句“君若有道臣愿保，臣若尽忠江山牢；父若慈来子行孝，子若行孝父不焦”，就是告诫人们要恪守君臣、父子之道，只有这样江山才能牢固，家庭才能和睦。长歌中的王令尹贪图美色，为官不仁，看上民女春花，强行抓丁拆婚，把春花抢来做儿媳，后又设计奸污了春花，触犯了天伦、人伦，虽然法未惩戒但天理不容，“这时晴空响炸雷，劈死城中王令尹”（《春鱼传奇》），其实，在鄂南民间就有“恶人做恶事，天打五雷轰”的说法，长歌应该是有意识地安排这个恶有恶报的结局，就是要间接地告诉人们违反了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钱六姐》中的国丈强霸才貌双全的六姐，六姐不从遭害，被埋于后花园中，其冤魂托梦给丈夫，要他找巡按伸冤，巡按不畏权势，皇上大义灭亲，赐尚方宝剑于巡按，力斩国丈，后巡按让六姐在还魂床上还魂，重新回到丈夫的身边。其实，钱六姐历史上真有其人，明弘治二年（1488年）冬出生于咸宁县马桥油榨钱庄，她才貌超群，其家谱有她的生平及部分诗文记载，后远嫁河南光山到终老。长歌里的六姐被作为“箭垛式”的人物，很明显游东京（今河南开封）之后的故事都是经人编写安到六姐身上，像托梦伸冤、清官斩国丈、死后还魂等在现实生活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但影射的却是现实，“真真假假人间事，假假真真论人情”（《钱六姐》），长歌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愿望，更有对开明君主、对清官的期待和对清明社会的渴望。
长歌宣扬孝道。俗话说：“堂上二老就是佛”。你拜庙上的菩萨，没有孝敬好自己的父母，菩萨是不喜欢的；你孝敬好堂上二老，佛菩萨才欢喜；你孝敬好父母，再拜佛菩萨，那就更好了。长歌劝人行孝，经常引用圣人、先哲的话要求人们谨记“百善孝为先”，用二十四孝的典故来劝谕人们要感念父母的恩情，不计较父母的错误，因此鄂南长歌中有拆散儿女婚姻的父母，却鲜有忤逆父母的子女，在“私定终身”与“父母之命”发生冲突时，子女好言相求，父母不允时，要么从父母之命，要么一死了之。《牡丹花》中的牡丹自许情郎，父亲怒骂：“家中不幸出jian人，三从四德今何在，为父不得依半分，除非老命见阎君”。牡丹虽然“十怨”父亲，但不敢违抗，只好悬梁自尽。《赛牡丹》中，德辉劝父亲：“万望慈父发善心，允许我俩鸳鸯配，恪守诺言不变心，恩恩爱爱度光阴”。父亲大怒：“畜牲无知出狂言，父母之命抛一边，族规门风全不顾，媒妁之言也不念，岂能由你发疯癫。”后来，其父在德辉与四秀幽会时派人捉奸，德辉逃脱，四秀被打后怕影响娘家与德辉的声誉，一索上吊，留下千古遗恨。虽然长歌中也写了：“自古婚配多奇冤，父母之命造冤孽，媒妁之言是祸根，几多男女赴黄泉”（《牡丹花》），但是儒家的道德准则及尽孝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悲剧发生时，也许人们会扼腕叹息，同情落泪，可长歌始终没有不满与批判，不免有些愚孝。钱六姐是长歌《钱六姐》中主人公，长歌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加了六姐“冤死还魂”等情节，就是要告诉人们好人有好报，结尾处唱道：”为人要学钱六姐，三贞九烈本为真，德才兼备人敬仰，忠孝节义传后人。”
长歌教人们待人诚信、忠于婚姻。《奇冤记》里黄家老爷因杨家老爷病故并遭火灾，不顾女儿的劝阻，执意与杨家悔婚，杨家公子大春为赚进京赶考之盘缠，碰巧当黄家公子的先生，黄家媳妇焦氏贪慕大春被拒，恼羞成怒，便把气洒在小姑子（黄小姐）身上，设计让自己的情人也就是他的表哥拿着黄杨两家定亲的信物，潜入黄小姐也就是大春的未婚妻房中，并奸污了她，后焦氏因嫉恨表哥贪恋小姑子而冷落自己，怂恿丈夫跟小姑子换房睡觉捉奸，焦氏表哥半夜潜入黄小姐房中，摸到了床上的黄公子，以为小姐背叛了他，另有男人，遂杀了黄公子，嫁祸于杨大春。幸亏有楚昭王爷和王妃重新审案，为大春申了冤，惩处恶人；王爷做主要大春到黄家做上门女婿，被婉拒，黄小姐羞于见人悬梁自尽，后大春进京考中进士，被派到大冶当县令，亲自把黄家老爷接去赡养尽孝。如果焦氏恪守妇道，不拿婚姻当儿戏，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阴差阳错；如果黄老爷当初讲诚信，不悔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家破人亡。血淋淋的故事告诫人们要信守诺言，要忠于婚姻，万恶淫为首，否则酿成恶果。因此，长歌最后教导人们：“为非作歹切莫行，为人莫做亏心事，黑夜不怕鬼叫门，安分守己遵国法，其乐融融享太平”。《兰花》中的阮兰香因情哥出外未归，迫于父命另嫁他人，虽然情难舍，心内疚，但最终领悟“怠慢亲夫心不宁，夫唱妇随是真情”，“人到中年万事休，姐把情哥永远丢”，最终选择了割断情丝，相夫教子。《牡丹花》中的牡丹许诺陈贵人：“若是失节另改嫁，要奴难逃一善终，今生一定不昌隆”。当父亲要许他人，她“屈死黄泉不另嫁”，表现对爱情的忠贞。陈贵人高中，婉拒皇帝招驸马，回乡得知牡丹已死后，悲痛万分，对牡丹“十叹”、“十吊”，后焚香惊动玉皇大帝，派人将牡丹还魂，夫妻团聚，皆大欢喜。虽然还魂属于浪漫主义手法，但反映了人们对守信、忠于爱情者的同情和喜爱，彰显了美好品德的带来的正能量。
总之，鄂南山歌多，多得像天上的繁星；鄂南山歌长，绵延如深山间的溪流；鄂南山歌美，美得像初春的花朵；鄂南山歌润，滋养着干涸的心田。鄂南人唱山歌，写山歌，白天山歌当茶饭，夜晚山歌当老婆。尤其产生于民间的叙事长歌，不仅是鄂南人们生活的点缀，情感的宣泄，人生的写照，还是他们学做人、明道德的教科书。这些叙事长歌除了用故事本身的讲述教育人，往往擅借“引用”的方式来教育人。要么引用圣贤及先哲之言来点化人；要么借古代故事劝人忠于爱情和婚姻，如《十里亭》中“昔日有个柳下惠，怀抱女子不乱行，杜甫不收金姜女，富贵双全状元身”、“云长不爱貂蝉女，五更点烛到天明，仲达虽是鲁男子，开口不纳妇人身”；要么借诸子百家言论，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来行君子之道，规范君子之行；要么借佛教、道教等宗教典籍还劝人向善，随遇而安；还有大量引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与《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及古诗文、俗语、谚语、惯用语等，这些文采斐然、通俗易懂的话语，非常贴近群众生活，生动活泼，流传广泛，更能被人们接受。无疑，长歌贯于借故事述人生，借典故讲道理，借圣贤学做人，它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于用故事代替空洞的说教以及板着面孔的训斥，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伦理道德观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